安妮·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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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
在回忆和记叙的终末，安妮·埃尔诺依旧平淡克制地书写。而世界与世界的距离，在冷静的文字之下显得愈发渺远。
受过高等教育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后，要如何面对被自己背叛的阶层和身处其中的至亲呢？或许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困惑，但要开口似乎难以启齿。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作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以如实写作和记录为回答。“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在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后来她意识到，“为了叙述一个受生活所迫的一生，我没有权利采用艺术的形式，也没有权利试图呈现某种‘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的东西。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埃尔诺的无畏、坦然、痛苦都在她似乎只为陈述事实的“中性写作”之中。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著 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10月版
埃尔诺的父亲幼时每天步行两公里去上学，由于要帮家里干农活，经常缺课，十二岁就辍学了。自此，他每天都在雇主的农场家从早干到晚。“我的父亲在别人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他看不到大地之美，地球母亲的壮丽以及相关的神话对他来说都不存在。”在入伍认识过世界后，他不愿再回家耕种，就进了一家缆绳厂。他认真严肃，不懒惰，不酗酒，也不乱花钱，“他既不参与工会组织也不参与政治，所以受到老板的好评”。埃尔诺猜测自己的母亲可能就是看中父亲的这些方面而爱上了他。后来他去帮别人盖屋顶，从屋架上摔下来并造成严重的脑震荡，这让埃尔诺的母亲坚定了开商店的决心。他们四处打听，“担心一旦投资错了，就会前功尽弃，最终重新掉入工人队伍”。在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后，面对客人们频繁的赊账，父亲为了维持商人的身份，白天只能又去工地找活干。
这些都发生在埃尔诺出生以前，也就是二战之前的事。二战期间，为了生存，“在1944年诺曼底地区连绵不断的炮火声中，父亲依然继续去购买新的货物，为那些老人、孩子多的家庭、所有无力在黑市上购买的人乞求一些额外的物资”。父亲被称为“补给的英雄”，虽然他本无意到达这个位置。而当他得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后，“在那些年里活得很充实”。在战争之后，父亲又重新盘下了一家咖啡杂货店，为那些贫民——“并非一直如此”的人提供一个富有节日氛围的、自由的场所。
条件确实在逐步改善。“父亲为了买土地和房产而借贷，这在他的家族中是史无前例的。”然而物质能够将人推上一个新的位置，却无法使人完全融入这个位置。青春期的埃尔诺在这方面也许更为敏感。先天家庭的底色与后天成长的追求致使她处于一个割裂的状态，尽管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也观察到，父亲害怕失去位置。他害怕出错，“我父亲总是听从画家和木匠的建议决定店里家具的样子和颜色，决定做什么。他们甚至不懂得身边的东西可以由自己一件一件地挑选”。他同样害怕羞耻，“父亲在他认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总是表现得很羞怯，从不提出任何问题”。他不会跨进博物馆的大门，他喜欢美丽的公园，喜欢漂亮的丰满姑娘，喜欢宏大的建筑物，喜欢马戏团的音乐，喜欢开车去乡下兜风。而这些本无优劣之分的爱好在当时被小资产阶级询问喜欢古典乐还是爵士乐的埃尔诺们看来，象征的就是真正的阶级之别。
童年安妮·埃尔诺与父亲的合影。“他皱着眉头，看起来很生气，可能因为拍照的是我妈妈，他担心她拍不好。”©安妮·埃尔诺个人收藏
父亲不敢再给埃尔诺讲他童年的故事，埃尔诺也不再和他谈学业的事情，“他总是害怕或者也许希望我学业失败”。埃尔诺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唱片和阅读，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下楼。吃饭时所有人都沉默无语。“在家里，我脸上从无一丝笑容。我在‘讥讽’。”正是在这段时间，所有原本与她亲近的东西都开始变得陌生。
“书籍，音乐，这些东西对你有用。而我，不需要它们来生活。”父亲逐渐为女儿感到骄傲，却始终拒绝了解女儿内心的钥匙。“我想他不能再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了。他的话语和他的观念，与我在法语课或哲学课上所学到的，与我坐在同学家里红丝绒沙发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格格不入了。”她或许可以抛却曾经的记忆，拥抱新的生活。在她婚后，她再去见父亲，给他带了须后水作为礼物。“他感到有些尴尬，但承诺一定会使用的。可笑的场面，错误的礼物。我真想像从前那样大哭一场，‘他永远也不会改变’。”有些东西也永远无法抛却。
埃尔诺的父亲从始至终都在不断往上攀爬，所为的或许也不是真正往上，而只是不被时代抛落得太快。战争之后，家中处境固然不断变好，但女儿所接触、了解的那个阶层离他越来越遥远，终究变成他难以企及又心怀敬畏与恐惧的世界。他单纯而局限，他的爱却单纯而无限。“他把我养大，为了让我享受到他一无所知的奢华，他很高兴，但是床垫和古董五斗橱，对他来说除了证明我的成功之外，他没有任何兴趣。他经常打断我说：‘你的享受是理所应当的。’”而埃尔诺选择的，是无所粉饰地面对过去，无所畏惧地追求未来，将一切书写与记载。“现在，我也完成了向世人揭示遗产的工作，当我迈入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我不得不把它们留在门口。”
《暗影中的人》，【德】娜塔莎·沃丁/著 赵飘/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4月版
与埃尔诺相比，娜塔莎远没有那么幸运，《暗影中的人》展示了另一种人生。同样是二战的政治和战争环境，它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完全是负面而可怕的。作为苏联强制劳工之女，娜塔莎·沃丁出生于德国战后流离失所营地，与生俱来裹挟着一种矛盾的宿命。在她一开始的人生里，她从未踏足过俄国，对俄国一无所知；但肉体所在的德国却赋予她根本不能明白的国籍身份和与之带来的嘲笑轻慢，德国人喊她“俄国妓女”。而回到家中，面对的是比外界嘲笑轻慢更令人恐惧的存在——她的父亲。
娜塔莎的父亲在俄国曾是歌唱家，但后来一次酗酒将他的嗓子毁了，他逐渐变得古怪、沉默而危险。“他不再是那个环游世界，在大型音乐厅演出，还下榻酒店的体面人，而是成了一名辅助工人。”从此，他就将自己囚禁在了与世隔绝的高塔之中。他坚持只说俄语，也不愿学习德语，是“异乡人中的异乡人”。对待女儿和妻子，他曾经有过温情，但很快被战争和身份的错置所磨灭。在他看来，大女儿和自己的妻子一样，“注定一事无成，无药可救”，“缺乏生存能力，毫无价值”。娜塔莎十岁时，她的母亲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了，她从此需要承担家务活的大梁。她经常被打，有时是无缘无故，更多时候是家务活没有让父亲满意。娜塔莎不止一次强调，父亲对于清洁和秩序的要求“令人恐惧”且“近乎偏执”。“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曾强烈希望父亲死掉。我想象过，自己如何暗中把他推进母亲自溺的那条河里，如何下毒或者用刀刺死他。我眼前浮现出他年老体弱又瘫痪的样子，生死任由我掌控。如果有一天他变得虚弱无助，需要依靠我，我会毫不犹豫地任他毁灭，就像他曾经对我那般。”
在父亲的暴力与凝视之下，娜塔莎的幻想不止于此。她幻想能和一个德国男孩手牵手漫步，因为这意味着她找到了救赎。“对于班上的女孩们来说，这是人生圆满，而对我来说，则是关乎生存，是我摆脱父亲、摆脱可怕的难民楼以及我不幸的俄国外壳的唯一机会。”她在母亲的墓园中，为自己选了一位十九岁时就战死了的德国新郎，阿希姆·乌兰特。后来她真的遇到一位让她倾心的“阿希姆·乌兰特”，迎来的是她“人生脚本中最预料之中、也最逃不脱的一句话”：走开，你这个俄国妓女。
所以，与埃尔诺的叙述截然不同，娜塔莎的文字直白痛苦到令人窒息。同时，她的身份认知天生便是悬而未定的。当她遇到了俄罗斯作家谢尔盖，见识到具有各种复杂特质的莫斯科后，俄罗斯成为她“在德国从未找到的家园”。她根据父亲无意间留下的莫斯科地址，找到了自己的叔叔，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新的认识，但许多旧事她依旧不得而知。她不断猜测，不断自问，试图努力还原出父亲可能的过往或是心理，只是注定没有人可以解答。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探寻和拼贴的过程中，她得到了某种和解——或许有接受现实的无奈，或许也有面对历史后的体察。她想象当年可怖的强制劳工生活，为父亲对洁净的偏执作了注脚：“当他用难以实现的清洁要求我和母亲时，也许仍然在对抗肮脏的营地世界。”对于自己受到的打骂，她甚至尝试理解父亲意识深处的动机和心情。“在父亲对我的残酷殴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他了解被打的滋味，营地的劳工有权责罚劳工，且乐此不疲。”他不愿学习德语除却俄国人天生的拒绝心态外，同样有着营地生活的阴影。“他第一次听到德语也许是从马里乌波尔的德国占领者口中，后来又在ATG（娜塔莎父母作为强制劳工，被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名叫通用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简称ATG）的营地再次听到，那里并不是适合向德语敞开心扉的地方，更别提学着爱上德语了。”“起初，他装作耳聋，好对监工对斯拉夫下等人的谩骂充耳不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筑起了一道隔绝德语的墙，一堵再也无法拆除的防护墙。”
与其说娜塔莎在追寻父亲的真相，不如说她在追寻自我的真相。她的童年，她的遭遇，她所承受的所有，一切都应当有合理的缘由——这并非为父亲开脱。她在双重沉默中长大，一是来自俄国父母，二是来自德国环境。她永远无法真正触及过往，可触及这个动作本身所点晕开的思绪涟漪，就足以对抗死水般的沉默，也足以让人铭记。
“我仍然恨他，但我更同情他。”
《父亲的道歉信》，【日】向田邦子/著 张秋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1年1月版
而在日本剧作家向田邦子的散文集《父亲的道歉信》中，战争变成了一种如影随形却好像没有那么刺眼的背景。“二次大战之前的夜晚似乎比较宁静。”二战仿佛只是童年夜晚的一个时间标注，沉重的字眼被旋即记忆里的人事温情牵引成风。回想东京大空袭的那个夜晚，彼时还是十六岁少女的向田心中并无太多恐惧，逃跑时会想着拿上白天刚挖到的蛤蜊，还会为自己喜爱的凉被被当成逃难工具感到可惜。空袭引发的燎原大火让她一边害怕人生是否会到此为止，一边又对穿着鞋子走在榻榻米上感到新鲜。空袭结束后，全家人享用了一顿油炸地瓜片大餐。“母亲变得很爱笑，一向摆着臭脸爱骂人的父亲也显得很亲切。”
向田对于父亲是敬畏的，同时也厌恶父亲暴君般的作为。父亲威严，甚至对家人都会高声训斥。向田身为女儿常感委屈而愤愤不平。“他从来没买过戒指送给母亲，凭什么自己却能穿着浆洗得笔挺的亚麻西装上班呢？凭什么一有部下来家里，就得大费周章地要大家帮忙招待呢？即使我们姐弟出麻疹或患了百日咳，他也毫不在意地照常上班，好维持他从不迟到旷职的记录。”
向田邦子的全家福
无数记忆纷至沓来，但让向田更不能忘怀的是，祖母去世时，父亲公司的社长突然在守灵夜造访上香，作为课长的父亲“几乎是踢开一旁的吊唁宾客往门口飞奔过去，然后趴在地板上对着一位中年男子行礼如仪”。她已经不记得祖母葬礼时的悲痛，唯有这个谦卑的身影刻在了她的脑海之中。“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父亲是以这种姿态在战斗！”东京大空袭的劫后余生，她似乎还看到了父亲亲切之外的哭泣——这个时候，他再怎么努力却也无能为力。她能谅解父亲的性格，父亲的一切了。
她也明白，自己性格中的某一面正是承劭于父亲。父亲从小辗转寄居不同人家，深尝贫苦，特别喜欢大的东西，而向田自己也同样如此。“我的身上也有父亲那种苦过来的贫贱性格，眼光总是看着上面，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更大的东西出现。”或许这正是向田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之一吧。两代人充满隔阂，但血脉深处总有着隐秘的关联。
向田邦子
这本散文集中最打动人之处可能在于首篇《父亲的道歉信》。向田曾在寒风中替母亲清扫父亲客人吐在地上的污秽，父亲看着始终沉默不语，一直站在寒风刺骨的玄关口。过了几天，向田回到东京读书，却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言辞正式，叮嘱好好用功，文末是“日前你做事很勤奋”，还加注了红线。她意识到，“那就是父亲的道歉信”。
埃尔诺的父亲拒绝了解女儿内心，娜塔莎的父亲更是三缄其口，沉默不语，难以撼动的坚壳在向田父亲这里终于得到了一丝消融，一丝瓦解。
